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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早报》:南开师生及亲属赴追悼会怀念贾植芳

近日,贾植芳先生不幸去世,享年92岁。贾植芳早年是“七月”派作家,亦是翻译家,契诃夫的重要译者,后来又成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但无数受他恩泽的学生回忆贾植芳,都会谈到他的人格,他的人格比起他的学识来更有魅力。在他九十华诞时出版的《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里只收录了他与两人的通信,一是胡风,一是任敏。胡风是他的朋友,任敏是他的妻子。贾植芳经历了近代历史上的所有运动,无论什么环境下,他对朋友、妻子都不离不弃,这份强硬骨气在当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贾植芳早年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胡风,以文会友,结下友谊。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有人提醒他,交出胡风地址可以立功抵刑,贾植芳咬定“不认识”胡风。1955年风向反过来,全国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别人都对胡风惟恐避之不及的时候,贾植芳却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就因为胡风,贾植芳先在上海第二看守所关了十多年,“文革”开始后,又被发配到复旦印刷厂改造了十多年,总共二十五年的官司。这个死硬的“胡风分子”倒一点不后悔,“我的朋友没有做错,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出卖他”。解放以前,贾植芳在国民党军队里当日文翻译,被怀疑是共产党,差点丢了性命。任敏就跟着贾植芳四处逃命,颠沛流离。解放后不久,贾植芳就因为胡风案入狱,任敏遭连累也吃了十年官司。特赦以后回到贾植芳的山西老家,一边田间劳作,一边照顾公婆,一直到1978年贾植芳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才在上海和贾植芳团圆。此时这对革命夫妻已经分离二十多年。1997年,任敏脑中风而长期昏迷不醒。贾植芳已经82岁,但以惊人的毅力每天精心照顾妻子,期待奇迹出现。贾植芳本不富裕,时间一长,更是被病妻拖得山穷水尽,但他毫不动摇。他对医生说,“我和任敏,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贾植芳坚持自己解决经济问题。短短几年里,整理出版了大量著作,换得一些微薄稿费,马上再贴到任敏的医药费里,直到爱妻去世。贾植芳这辈子的传奇经历,他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胡风的友情、和任敏的爱情、真真切切的文字,比一切虚构小说都来得有力动人。

【新民网·晚报推荐】端正地写完了“人”字的最后一笔,老人安静离开了。今天下午,贾植芳追悼会将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行。 纸鹤纷飞 寄托哀思复旦光华大道的梧桐树上,一夜之间飘飞起了几百只白色的千纸鹤,这些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们亲手为心目中最尊敬的贾先生所做的。千纸鹤的翅膀上,也写下了学生们要说给贾先生听的话——“白云居空悠然而尽,黄叶满地要其以悲。”“贾先生与任先生在天堂过得舒心。”“倘若真的有天国,您一定是在天国最睿智的地方掌管着智慧宝库的钥匙。” 白色的纸鹤随风飘动,仿佛是学生们的思念在飘荡。一位中文系的学生告诉记者,第一批纸鹤是在知道贾先生病逝消息后当晚挂上去的,后来不断有同学送来做好的纸鹤,除了本校的学生,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也亲手做了专程送来,“一位在华师大任教的师姐专门来送了两次。”复旦第九宿舍贾先生的家中,也收到了世界各地亲友、学生发来的挽联、唁电:“汾水故里一才子,驰骋血域文场,抖擞亢奋谁与似;黄浦江上弄潮儿,笑对雨骤浪狂,豪迈坦荡真风流”“万难不屈傲骨有正气,人字端正桃李盈天下”“大雅遽归,懿言嘉范成绝唱;斯文不坠,薪尽火传待后人”……贾先生的傲骨和才华,人们没有忘记,挽联、唁电不断地飞来,灵堂的墙上已经挂满贴满,后来的,已经无处安放。 一位自称“曾诚”的普通人,带着一束鲜花想来拜祭,但他只知道贾先生住在复旦教师宿舍却没有具体的地址,于是他便一个宿舍区一个宿舍区地打听,终于找到了第九宿舍,放下花便悄然离去。四次入狱 坚强乐观 一位学生对记者说:“得知贾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在图书馆读了贾先生的文章,了解到胡风与先生之间的情意后,我哭得不行……”关于他和胡风的友情,贾植芳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说:“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中,胡风都给予了热情扶助和无私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我与胡风的感情,主要是出于友谊以及对朋友忠诚这一古老的中国人的为人道德。”而这份对朋友的忠诚,也引来了贾植芳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次牢狱之灾。 贾植芳一生坎坷,曾经四度入狱。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面对反复的审查,他坚持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贾植芳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第四次,也是最漫长的一次监狱生活。1966年3月30日下午,他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实际上他已经被关押了11年。4月9日,贾植芳被押回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便常常作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各种批斗、凌辱和殴打,无异进入了另一个大监狱,继续在苦难中度日。 贾植芳曾经跟妻子任敏说:“我没有罪,问心无愧。”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去,是因为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相信终有一天胡风冤案会大白于天下。他的坚持,为那个端正的“人”字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天性乐观的他还想出各种办法让自己度过那艰难的岁月:他平时只抽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遭到批斗后,他就花1角2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享受享受;一般他舍不得吃肉,只吃几分钱的菜,但在被游斗挨打后,他会花1角4分钱买一块大排骨或花上1角3分买块大肥肉吃,自己安慰自己。他曾经说过,十年多的监狱生活,十几年的“监督劳动”,本来是为了折磨他,最后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的体质。 贾植芳晚年推出了《狱里狱外》,他这样说道:“从1955年大祸从天而降,到1980年胡案冤案平反,期间11年监禁,10年监督劳动,在苦海中沉浮,前后共25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是贾植芳的学生,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向记者回忆起了30年前初识恩师的场景:“当时他还在系资料室里劳动。反革命的帽子被摘了,但胡风冤案尚未平反,不过先生对学术仍非常热心,毫无顾忌地指点着学生们看书。当时我和李辉两人在看一些巴金的书,先生对我们说:‘你们不能看这些,这是改过的,你们要从初版本开始看。’”接触得多了,陈思和他们索性就去先生家里请教问题,“先生充满精力,经常拉着我们喝酒,我就是那时学会喝高度白酒的。”陈思和说,在学术上,贾植芳可以说是有问必答,但对于自己曾经遭受过的那些灾难,他却闭口不谈:“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四次入狱,但从来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一直到后来为他整理录音资料出《狱里狱外》,我才弄清楚当时的情况。” 所以,陈思和用“淡然”两字来形容贾植芳:“很多作家把淡泊变成了一种修辞,但在先生身上,淡然是本性,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没有丝毫的愤愤不平,也从来不以此去要名要利。他为人朴素又大气,从来不为一些待遇、名利的事情斗气。”贾植芳1986年退休,没向学校提出任何要求,只拿不多的退休工资,但在80岁以前,他一直照样工作,带研究生。 贾植芳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但却热衷于文学,鲁迅是他始终崇拜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在文章里写道:“鲁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1945年,贾植芳来到上海,《大公报》曾发表消息《青年作家贾植芳来到上海》。上世纪50年代,他同时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课程教学,这使他特别注意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新文学的生长资源。新兴的比较文学正好从学科和理论的角度推动了这一研究视野的展开。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贾植芳又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和建立的第一代学术中坚。 作为教师,贾植芳在上世纪50年代就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华的学生,章培恒、施昌东、曾华鹏、范伯群等后来都成了学科中的著名专家学者;他复出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陈思和、李辉等也已是学术和创作界的领军人物。从1981年在国内招收第一批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开始,他又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 珍贵日记 记录人生 贾植芳逝世时,已是92岁高龄,日记本却有93本,结集出版的也有三四部,这些还只是近30年积累的。其实,贾植芳青年时代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但1956年以前的日记已片纸不留,之后的监狱生涯和“监督劳动”,让他根本没机会写日记。1978年秋他恢复写日记后,就几乎没有中断过。贾植芳曾经把用日记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感想认识称作“向历史真实地汇报思想和留下时间的印记”。 散文家李辉告诉记者,1978年他认识贾先生后,常常与陈思和一起去先生家吃饭,那时,他们就开始出现在先生的日记中。不过当时胡风案尚未完全平反,先生担心连累他们俩,在日记里不敢写他们的名字,“只用小李小陈代替”。 贾植芳的女儿贾英身在国外,妻子任敏去世后,贾植芳与内侄女任桂芙一家住在一起。桂芙的孙女张响是他最疼爱的孩子。祖孙俩勾着脖子的亲热照片,至今还插在贾先生书橱的玻璃门上,而他的日记里,也几乎天天写到张响。住院以后,贾植芳也几乎天天记日记,记下每天来探访的人、聊的话题、吃的点心,简单枯燥的病房生活,在老人的日记里显得非常生动。老人病后字越写越难认,每天他写完日记后,桂芙就负责重新抄录一遍,遇到有不认识的字,就立刻与先生核对。 桂芙递给记者老人最后的一本日记本,这是本红色的厚厚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学者日记”几个字,还有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扉页上,是老人写的大字:“贾植芳日记 2008.2.10”,从时间来看,这最后一本日记,完全是老人在医院中所写,厚厚一本,已翻过大半。最后一篇写于4月18日,“……外孙女毛巧辉自家乡襄汾古城镇来访……午饭吃了一个家乡的面粉所做的芝麻饼……”

贾植芳先生终于为自己坎坷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去年在复旦采访他,我问为啥90岁还戒烟戒酒,他答:“要争取长寿,多看一看……人活一辈子,医院要少去,饭店要多去,火葬场要晚去。”92岁,确实长寿了,可这是怎样的人生!他坐过四次牢。从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从“危害民国的囚犯”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总之20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场浩劫他都赶上了。他自己说:“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有很多穷人家的子弟出去闹革命,可贾植芳不是。他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伯父花银子托人保释他,送他亡命留学日本。可抗战一爆发,他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革命。伯父又劝他不如继承家里的生意,他听不进。信仰、忧国忧民之心于他,是物质利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动力。有一些革命者解放后在政坛平步青云,可贾植芳不是。第三次出狱后,他在北京的仕途和上海的学术生涯之间选择了后者——去震旦大学教书,当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同时当作家。中国因此多了一位著名学者、作家,少了一名官员。在“官本位”盛行的今天,还会有人作这样的选择吗?有不少人在政治运动中顶不住迫害而屈打成招,可贾植芳不是。面对逼供,他态度明朗:“胡风是我的朋友”、“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 1955年的这一日顽抗,换来了长达25年的监禁。几十年之后,有些类似遭遇的人后悔了,他不后悔。“25年不见天日的时光,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为了整个国家,我应该回来,应该站出来说话。”“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中,胡风都给予了热情扶助和无私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当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强烈冲突之时,能有几个文人作如此担当?有的受尽委屈的名人到晚年变得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好像世人都欠了他。可贾植芳不是。他以耄耋之年享受失而复得的尊严,享受下馆子、喝咖啡、逛书店、写日记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乐趣。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 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2000元,月收入有3500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什么叫感恩之心?什么叫独立人格?什么叫不趋炎附势?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良知?贾植芳先生用一辈子,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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